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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历史的三个细节

2018-5-4 11:0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58| 评论: 0

摘要: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4月28日,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当天还参观了《“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 ...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4月28日,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当天还参观了《“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

该展览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承办。通过近500幅图片、70件实物,全面回顾了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积极响应,在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下,从香港、国统区和海外秘密奔赴解放区的过程。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筹备新政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建新中国这一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中展现了一些不为常人注意的历史细节,值得我们钩沉铭记。

“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

一提到“五一口号”,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共中央在1948年5月1日当天发布的,实际上,这篇由新华社发布的通稿文前所标电头为“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也就是说,“五一口号”的首次发表,是1948年4月30日通过新华社发向全国的。当时新华社已随中共中央迁往河北省涉县,为了保密需要,消息的电头仍延用了“陕北”。

但新华社的电讯稿是针对全国各大报纸的,“五一口号”与广大读者见面,当时主要还是要靠报纸。最早发表“五一口号”的报纸是《晋察冀日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回忆:

4月30日,我接到紧急通知,要我赶到城南庄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晋察冀日报》驻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我见到主席后,主席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主席亲自把《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手稿交给我,让我拿去打印。为了慎重起见,将“五一劳动节口号”打出清样后,我又交送主席审阅。4月30日深夜,主席亲自审改后,于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共23条,口号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了毛泽东的侧身头像。

为什么《晋察冀日报》能成为首发“五一口号”的报纸呢?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编委陈春森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参考答案: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快到中午的时候,晋察冀日报社接到上级任务,中央要求“五一口号”一定要保证在5月1日当天的报纸上见报。那天我是值班编辑,由于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邓拓社长也来到编辑室和我一起值班。从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晚上10点刚过,毛主席审定的稿子终于送到了。我们翻开稿子,看到其中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写在原稿上的。事不宜迟,邓拓和我马上进行编排,迅速送印厂排出小样,我们再对小样反复校对,确保内容准确无误。“五一口号”被安排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发布,文前标的是“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其实,当时新华社已经随中央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战争期间,对党中央毛主席驻地(在阜平城南庄)保密的需要。

(5月1日)凌晨,刊登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在印刷厂开机印刷。那天晚上,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排版和印刷工人,大家都没有合眼,整整忙碌了一夜,报纸印刷完毕已是东方大亮。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5月1日那天迅速将刊登有“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发放出去。包括晋察冀解放区各县,延安、重庆等地,以及全国各个解放区,都在当天或近几天内见到了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

与此同时,晋察冀电台用延安的呼号向全国进行了广播,各地报纸也陆续刊登了这个重大新闻,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迅速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引起巨大反响。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和晋察冀日报社都在城南庄,因此,晋察冀日报有条件成为首刊“五一口号”的报纸。

《晋察冀日报》刊发“五一口号”之后一天的5月2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时的《人民日报》报头与我们现在所见的报头有所不同。原来,这份《人民日报》是1946年5月15日于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创刊的,是晋察鲁豫中央局机关报。1948年5月,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6月15日,《晋察冀日报》与《人民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华北中央局机关报。1948年6月,人民日报社迁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镇里庄村。8月,毛泽东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第2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日报》。而1948年5月2日刊发“五一口号”的那份,则是与《晋察冀日报》合并前的《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定名

“五一口号”发布的内容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时,还没有对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有一个明确的定名。

关于这次政协会议的命名,在“五一口号”发布前,毛泽东于1948年4月27日写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信中提到:“我党拟邀请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重庆谈判,决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旧政协”。“五一口号”发布后,为了区别旧政协,而将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而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中,对“新政协”有不同的称呼,有“政协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会议”“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等:

1948年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写道:“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和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民建因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未能参加联名通电,但1948年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

1948年5月24日民进发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写道:“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

致公党在1948年6月9日发表的《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中写道:“本党一本(原文如此)爱国爱民及要求民主政治的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各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1948年6月14日,民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即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农工党在1948年6月16日发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中称:“本党全体同志,为促进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之早日实现,应团结广大的群众进行战斗……积极为召开新政协,为人民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奋斗。”

民革在1948年6月25日发表的《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中写道:“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九三学社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其中写道:“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写道:“我们想为中共所号召的‘新政协’,应该是一切有群众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至于社会贤达及爱国分子的‘新政协’。只有这样代表人民的‘新政协’,才能够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才能够保证‘新政协’一定的成功。”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中,用四个“原则”阐释了“新政协构成的内容”。

1948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爆发11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表《“七七”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本会愿本素志,追随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之后,为展开新政协运动和反美扶日运动而加倍努力。”

1948年6月郭沫若发表《为新政协催生》、张伯驹发表《我们赞同迅速召开新政协》、沈志远发表《开展新政协运动》、陈演生发表《新政协之前提与任务》、邓初民《怎样响应新政协的号召》等,其中都提到了“新政协”这个概念。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为了给会议一个统一的名称,周恩来建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并在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中,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是,在同年9月17日举行的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作为筹备会第二小组组长的谭平山在1949年9月22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作了说明,其中第一条就是阐释“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理由:

新政协筹备会授权第二小组的,最初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后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其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政协是针对着旧政协而言的,旧政协包括国民党在内,带有妥协性,新政协把国民党反动派除外,是革命性的,为了一新人民的耳目,故有改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必要。二是这次会议出席代表六百六十余人,就成分来说,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区来说,东北到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东南到琼崖、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包括少数民族及国外侨胞。这是四面八方的大团结,诚为中国人民空前的一大盛会,故应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能名副其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机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思考。董必武在《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一文中表示:“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他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他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政协大礼堂”、马迭尔宾馆、勤政殿

现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上的全国政协礼堂,是1954年经周恩来指示开始筹建,于1956年竣工的,是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场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会的办公场所,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场所。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活动也在这里举行,中共“八大”就曾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到政协礼堂主持并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事实上,中共中央曾在三个地方举行过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相关的会议,它们就是河北省平山县的政协大礼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马迭尔宾馆以及北京中南海的勤政殿。

平山县东柏坡村———政协大礼堂

东柏坡村的政协大礼堂,为西柏坡时期民主人士集会、议事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丰富中央机关的业余生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上海局的电文中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当时考虑召开的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共180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为了迎接民主人士来西柏坡参加政协会议,中共中央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不惜金钱,在东柏坡村建立起了当时中央机关最大的房子———中央大礼堂,后来称为政协礼堂。这座建筑白墙黑瓦,十分简朴,仅能容纳几百人,却也是当时比较高级的建筑了。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由于还没到政协会议的开会时间,负责布置七届二中全会会场的罗道让便将会址选在了政协礼堂。而在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说,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用不着那么大的地方,另外选地方”。罗道让等人考虑再三,认为西柏坡的伙房大小恰好,便稍作修理,布置成了会场。在会议期间,中央邀请了华北局文工团及延安放映队的同志在政协礼堂为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进行文艺和电影演出。

西柏坡时期的政协礼堂,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创建新中国的历史见证。

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

马迭尔宾馆,这座建于20世纪初期的路易十四风格的三层建筑,曾经是“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的会议地点。于是,从1948年9月民主人士北上开始,这里就在慢慢聚集着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

1948年10月,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在同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商讨后,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提请听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同时,开始了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

从1948年10月到11月,入住马迭尔宾馆的各界民主人士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商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11月25日,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和朱学范8人,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电中共上海局,将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11月25日商谈的共同协议一并转发,供其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

至此,《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讨论结束,新政协的召开已具备了共同的政治基础,马迭尔宾馆也逐渐完成了它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

中南海———勤政殿

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49年1月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新政协会议在北平举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此前还举行过两次筹备会议,地点是在中南海的勤政殿。这里曾是中南海的正殿,位于中海与南海之间的堤岸上,是清朝康熙年间在明代西苑原有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清朝皇帝在西苑居住时于此办公。它坐北朝南,共有五个开间,“勤政”的殿额是清朝康熙皇帝所题,光绪皇帝曾与康有为在此商讨过变法改良的事宜,辛亥革命后,勤政殿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会议厅之一。原建筑在民国初年被拆除,仅保留了地名,后来的建筑是在遗址处重新建造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事日程。下午5点半,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用餐,晚7时40分,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这次历时5天的会议闭幕后,各个小组经过3个月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于9月17日,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南海勤政殿作为政协会议礼堂的任务圆满结束,此后,它成为了国家领导人接见、宴请外国首脑及著名人士的重要场所。

(文章刊载于《人民政协报》2018-05-03期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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