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

当前位置:

首页 民革人物 党史人物 查看内容

何香凝小传

2018-4-3 11:5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79| 评论: 0

摘要: 何香凝,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人,1878年7月16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 父亲何炳桓,出身于南海县农家,早年在香港药材店当店员,后为茶商,兼营地产,经过一番艰难奋斗,创下了硕大的家业。 ...

何香凝,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人,1878年7月16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

父亲何炳桓,出身于南海县农家,早年在香港药材店当店员,后为茶商,兼营地产,经过一番艰难奋斗,创下了硕大的家业。

何香凝是在香港比较开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很早就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加上她家境优裕闲适,一直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自幼性格开朗,敢说敢作。七八岁时,她就抗拒裹足,曾一次又一次地剪掉母亲强行给她缠上的裹足布。她自小就听长辈们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总幻想能像太平军中的女兵那样,凭借一双天足,打抱不平,走遍天下。有反抗封建束缚的顽强精神,曾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争得读书识字的权利,从而接触到一些宣传妇女解放的新知识。而那双曾使父母发愁的大脚,后来,却成就了她和廖仲恺的姻缘。

1897年,何香凝经人介绍,和年轻有为的廖仲恺见了面。廖仲恺,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里,祖籍广东归善。父亲廖竹宾是惠阳客家的后代,客家妇女是不缠足的。因此,廖竹宾按照客家人的习惯,联系到小脚女人在国外备受歧视的事实,希望儿子回国娶亲,并在重病中留下遗嘱: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女子做媳妇。当年10月,何香凝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这个堪称“天足缘”的婚姻,虽是旧式婚姻,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对新事物的追求、对知识的热爱等使他们的婚姻和谐美满。后育有一女一子,女名梦醒,子名承志。

婚后,廖仲恺先是寄住在惠州的叔叔廖志岗的家里,不久改住到广州的哥哥廖恩焘的家中。为了静心读书,他们在楼顶平台上的楼梯间居住。二人志趣相投,常常一起在月光下研读诗书,议论国家大事,产生“人月双清”之感,就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双清楼”,后自号“双清楼主”。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时间,变法自强的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地方。1902年,何香凝不顾娘家反对,变卖妆奁,筹集费用,送廖仲恺赴日本求学。不久,她抛弃了一向过惯了的优裕生活,也东渡日本,与廖仲恺团聚。1903年入日本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由此掀开了她生活的新篇章。

当时的东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异常活跃的地方。何香凝和廖仲恺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同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黎仲实、肖友梅、苏曼殊、秋瑾等交往密切,一起议论时政,相互激励,萌发了推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革命思想。

1903年,何香凝夫妇在参加中国留学生集会时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结交孙中山,多学一些革命道理,何香凝和廖仲恺打听到了孙中山的住址,几天后专程上门拜访。这一次孙中山谈得很深、很多,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的失败谈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方略。他们对孙中山的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主张,很是佩服。后来又多次到孙中山住处求教,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被孙中山引为同志。从此,他们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他们接受孙中山的嘱托,组织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学习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做准备。孙中山十分信赖他们,要求以他们的寓所,作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为了严守秘密,何香凝辞退了女佣,并开始学习淘米、烧饭并自己带孩子。自此以后,他们的家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机关”。孙中山经常在那里召集会议,筹划各种工作。何香凝一面读书,一面身兼联络、勤务和掩护等多项工作。她总是用父母寄给自己的生活费,招待集会的朋友,也不时接济孙中山,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她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吃苦,是为中国革命!一想到这里,随便什么罪,我就甘心忍受,乐之不倦了”。1905年8月7日,何香凝在其寓所经孙中山和黎仲实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后何香凝介绍廖仲恺参加了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廖仲恺也曾多次被派往国内做策反工作。何香凝独居日本,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学业,还要饱尝相思之苦。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他们相互勉励,相互慰藉,留下了许多著名诗句。其中有一首辞别诗广为传颂:“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身在日本的何香凝渴望早日回国战斗。1911年2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前夕,阔别祖国9年的何香凝携一双儿女回到了香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廖仲恺到广州担任财政部部长,何香凝也从香港到达广州,在廖仲恺身边充当贤内助,负责操持家手、教育子女,让丈夫全身心地建设新生的共和政权。

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所窃。1913年8月,“二次革命”遭到失败。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被迫离开广东,再赴日本开始政治流亡生活。革命陷入低潮,流亡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悲观失望,但廖仲恺和何香凝却是矢志不移地追随孙中山,组织发动“三次革命”,奔波于日本、上海和广东等地。1916年3月22日,在革命者发动的多次起义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消息传来,革命党人极为兴奋。廖仲恺和何香凝陪同孙中山、宋庆龄参加了革命党人的庆祝会。

1920年11月,孙中山率同廖仲恺、何香凝重返广州,再组军政府,发起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7月,孙中山出兵讨伐盘踞在广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何香凝同廖仲恺一道,赴广西梧州慰劳部队,鼓舞士气。何香凝和宋庆龄还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动员各界募捐,到前线慰问将士,并动员妇女参加红十字会,担任救护伤兵工作。

1922年2月初,陈炯明叛变革命。3月21日,他先暗杀了留守广州、坚决拥戴孙中山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6月14日,又诱禁廖仲恺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16日,趁孙中山从前线回到广州,包围袭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

何香凝得到消息后忧心如焚,她惦念着丈夫的情况,更忧虑孙中山、孙夫人的下落。她到处打听孙中山和夫人消息。街上到处是陈炯明的部队站岗,不让通过。她就去找陈炯明指定守城的部下叶举、洪兆麟,谴责他们所造成的极大混乱,谴责他们在城里烧、杀、抢、掠;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搞政变。何香凝说:“你们应该追念孙先生是推翻清朝首创中华民国的人……你们今天饮水思源,不应该这样对待孙先生。”还说:“你们纵不让我去找孙先生,也必须让我去找孙夫人才行。你们应该还记得,孙夫人是我们慰劳会的会长,当去年你们讨伐莫荣新、沈鸿英的时候,她不是和我发起出征军人慰劳会,募了十几万款慰劳你们吗?你们总该容我去找她呀!”

何香凝的勇气和诚意,最终打动了陈部官兵,洪兆麟首先开了通行证,并派了两个卫兵,叶举也派了一部车,这样,何香凝才得以通行。沿途到处是横飞的枪弹,十分危险,但何香凝毫不畏惧,将生死置之度外。终于在岭南大学一所小房子里找到宋庆龄。为了掩护孙中山脱险,宋庆龄直到最后才突围,因紧张劳累过度流产,这时正躺在病床上。何香凝一面悉心照料孙夫人,一面安慰她,自己已经有了线索。第二天,何香凝找到永丰舰,终于见到了已被困多天的孙中山。何香凝的到来使孙中山和舰上的人们了解到广州的局势和孙夫人的情况。此后,何香凝主动承担起为孙中山递送信件和衣物的重任,往返永丰舰。她沿途要通过重重哨卡,但从不畏惧,我行我素,陈部官兵对她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佩服。

何香凝见到了孙夫人和孙中山后,着手去找廖仲恺。在廖仲恺被囚后第十天,何香凝来到了戒备森严的兵工厂。看到廖仲恺身上锁着三道沉重的铁链,衣服汗污不堪,人瘦得皮包骨,她极为伤心。何香凝奔走营救,四处碰壁,又患上痢疾,后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医院。但就在住院期间又听到陈炯明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便不顾病体四处奔跑。当何香凝第三次去看廖仲恺的时候,廖仲恺也已经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递给妻子两首诀别诗:给何香凝写的《留诀内子》和给子女写的《诀醒女、承儿》。诗稿显示了他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气概,对子女的期待和对何香凝的信任,托付“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8月17日,何香凝得到了陈炯明在白云山召集会议的消息。18日,她冒着大雨来到了白云山陈炯明的军事会场,厉声斥责陈炯明。陈炯明满脸尴尬,推说扣押廖仲恺是部下所为,一面又写条子,说要将廖仲恺转移到白云山来。何香凝把条子掷还他,并说:“我今天来,是没有打算回去的……我一定要你们今天给我一个决断的答复,就是放他或者杀他”,“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押上白云山就是明放暗杀”。陈炯明自知理屈,又知道自己的部下都对廖仲恺有好感,踌躇再三,勉强同意释放。当晚,廖仲恺回家。何香凝知道陈炯明狡诈多变,于凌晨3点即携丈夫离家出走。果不出所料,上午10时陈炯明又派士兵赶来抓人,结果扑了个空。何香凝夫妇脱险后,辗转走避香港,直奔上海,与孙中山夫妇会合。何香凝的凛然正气和英勇机智,使廖仲恺幸免于难。

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廖仲恺、何香凝及其领导人孙中山觉悟到必须联合真正的革命力量,寻求新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1922年底,孙中山在苏俄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放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幻想,决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廖仲恺、何香凝给他以坚决的支持。并与他并肩前进,竭力协助他冲破重重阻力,排除万难,去进行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初,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何香凝是孙中山指定的三个女代表之一。她和廖仲恺一道成长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成为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的亲密朋友。

国民党“一大”后,何香凝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她在蔡畅、邓颖超等人协助和宋庆龄支持下,积极推进妇女运动,开办女工学校、贫民医院,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出版《妇女之声》,向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民主运动,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在她主持下,1924年3月广州妇女举行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争取妇女解放!”等响亮口号,在社会上和全国妇女界产生了强烈反响。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何香凝在会上作《妇女运动报告》的发言,号召妇女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会议决定由何香凝、邓颖超和宋庆龄组成《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她们提交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为大会通过。《决议案》具体翔实地提出了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促进女权之发展。强调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同工同酬、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反对多妻制、童养媳和买卖人口,妇女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对开展妇女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26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决定接受邀请,于12月31日抵达北平。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2月,孙中山病重住院治疗。获悉孙中山患病的消息,廖仲恺准备北上侍病,孙中山以“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复电阻止。廖仲恺便要何香凝“到北京去帮忙”。何香凝日夜兼程赶去北京,和宋庆龄一起,精心护理孙中山。但孙中山的病还是越来越重。3月11日下午,孙中山临终前,特地把宋庆龄嘱托给自己无限信任的战友何香凝,沉痛地叮咛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中人而歧视之。”何香凝掩泪答道:“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听了何香凝的话后,潸然握住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3月12日上午9时,孙中山逝世。何香凝亲历了孙中山病逝前后的全过程,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把矛头指向了忠实执行孙中山遗嘱的廖仲恺,阴谋杀害他。风声越传越紧,何香凝也提醒廖仲恺注意,但他说:“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何香凝含着眼泪要求与丈夫合拍一张照片,以防万一,留作纪念。没想到距孙中山先生逝世仅5个月,敌人就向廖仲恺下了毒手。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夫妇去国民党总部参加重要会议,到门口时,遭暴徒枪击。廖仲恺身中3弹,在医院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8岁。在医院,何香凝向廖仲恺遗体告别说:“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三大政策不能顺利执行。我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把你的工作接受过来,一定把它实现。”葬礼结束后,她又把出殡行列前头的大横幅“精神不死”挂在家门口,决心“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廖仲恺去世后,何香凝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化悲痛为力量,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25年10月,她发起组成“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大力支援农民运动;又创办“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积极开展对东征军人的救护工作,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12月,她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以期集中全国妇女力量,致力于民主革命。1926年1月,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继续担任妇女部部长。她和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坚决执行三大政策,促使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何香凝闻讯,不顾街上戒严,立即去找蒋介石,愤怒指责:“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同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何香凝和彭泽民、柳亚子等极力反对,但提案却被通过。何香凝强烈抗议,含泪指出:“‘整理党务案’违背中山先生的真意,中山先生去世不到十五个月,尸骨未寒,这伙不肖之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目的,竞采用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在6月27日黄埔同学会的第一次恳亲会上,她明确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何香凝满怀豪情投身于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她和宋庆龄组织了国民党红十字会,慰劳队和救护队,随同北伐军北上,先到南昌进行慰问和救护活动,年底转赴汉口,开展妇女群众运动。1927年3月间,她和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等在汉口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并在会后发表了对全体国民党员的训令和对全国人民的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要扶助农工运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维护三大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何香凝极为愤慨,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一边。4月13日,她在武汉发表《蒋介石是反革命派》的演说,要求打倒蒋介石反革命派。22日,又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掩护和营救了大量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她竭力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也拒绝加入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强烈规劝蒋介石停止杀害共产党人。1928年底,何香凝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务。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北平西山碧云寺迁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举行国葬,何香凝与宋庆龄一起由上海同赴南京参加奉安大典。

为纪念廖仲恺一生爱护农工的意志,何香凝在广州参与发起创办仲恺农工学校,培养工农子弟,亲任校长达15年之久。为解决仲恺农工学校的经费问题,也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何香凝于1929年秋下南洋卖画筹款,后到达法国,寓居于巴黎郊区的里拉顿岛。在法国,黄埔学生韩涵带去蒋介石请她回南京的口讯,何香凝把写出的七言长诗《出国途中感怀》让他转交蒋介石,诗中有“三民主义今非昔,污吏贪官民怨极”、“可怜十室九家空,民穷财尽饥寒迫”等句,表露了对蒋政权的痛恶。1930年夏,何香凝由廖承志陪同到了柏林,和宋庆龄相会,住在胡兰畦寓所。她们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常常在一起交谈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何香凝画了一幅画送给宋庆龄,上面是菊花和石头,并题诗一首:“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菊,天生硬骨。悠悠清泉,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这首诗,是她们纯洁友谊和高尚情操的写照。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担心祖国安危,整装回国,于12月到达上海。她破嗓裂喉,振臂疾呼,号召国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争,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她痛心疾首,于12月19日发表《对对局之意见》,斥责蒋介石专制政权的罪恶统治,提出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及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她用自己卖画所得的钱在上海设立短期妇女救护班,培养战时救护人才,为抗日救伤服务。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遭到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顽强抵抗。何香凝不顾体弱多病,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她致电海外华侨呼吁援助,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创办“国民伤兵医院”,筹募医药财物支持十九路军,并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慰问。当十九路军孤军抗敌,日见危急之际,她扶病同陈铭枢、蒋光鼐一起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增援。对蒋介石的不积极态度,何香凝十分气愤,于3月2日在致蔡元培函中,附去诗作《为中日事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强烈谴责了蒋的不抵抗政策。

从1932年夏起,何香凝和宋庆龄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营救被捕革命志士,声援并救出廖承志、陈赓等许多共产党人。1934年初又发起成立抗日救亡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1934年4月,何香凝与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1935年秋,何香凝和宋庆龄、柳亚子、经颐渊、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十多人,又签名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6年1月,何香凝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救亡奔忙。1936年11月22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何香凝和宋庆龄发起“爱国入狱运动”,进行营救,国民党当局于翌年7月将“七君子”释放。1937年2月,她在上海同宋庆龄、冯玉祥等13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建议,认为“只有忠实执行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何香凝为避日寇之迫害迁居香港。从1939年冬开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迅速扩大,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何香凝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限共与摩擦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1939年冬到1940年春,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何香凝坚决反对这种只能“延长抗战时间,虚耗勇士血力”的倒行逆施。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她即同宋庆龄等发表通电,严厉斥责蒋的罪恶行径,呼吁全国人民警惕卖国贼的阴谋诡计,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日寇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2月离港经海丰登陆,转赴韶关,后迁居桂林。1944年秋,转移到平乐县的八步。每到一地她都积极宣传抗日,为将士们筹募医药、衣物和款项。

何香凝经手过无数款项支援抗战,自己却靠卖画维持清贫的生活。蒋介石曾派人到桂林给她送去100万元的支票并请她去重庆,她却在信封上写到:“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原款退回。当1944年秋,日军逼近广西,蒋介石再次邀请她到重庆避难时,她还是拒绝了。“漂泊天涯隐桂林,国愁家恨两相侵。难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她的《感怀》诗流露出了她的心迹——不肯到重庆去,表示她对蒋已彻底绝望。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何香凝以救国救民为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以个人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建树了光辉业绩。毛泽东赞誉她“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在抗日战争后期,何香凝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和李济深、柳亚子、蔡廷锴、陈此生等人积极筹划要把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起来。抗战胜利后,她对蒋介石不顾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极为愤慨,加快了组党步伐。她与陈此生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要求民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联络工作,她和李济深筹建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1946年3月成立,在政纲中规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最高标准;主张结束蒋介石独裁专政,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精神,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民促”建立后积极联络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开展民主运动,并利用各种关系作国民党军队将领工作,动员不参加或反对内战。不久,为避开蒋介石迫害,何香凝随该会中央机构迁至香港。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促”组织,以筹建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进步人士的聚会场所。

在何香凝和李济深等人的努力下,1947年11月12日,“民促”、“民联”和其他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在香港联合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另组新党,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和平、民主和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何香凝在大会开幕讲演中,宣布该党的奋斗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并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主席,何香凝任中央常务委员。“民革”的成立,实现了国民党党内民主派的大联合,标志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已经彻底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完全站到人民革命方面来了,它说明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彻底孤立,中国民主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了。“民革”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人民解放斗争,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何香凝应中共中央邀请,离港奔赴北平,受到了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的热烈欢迎。6月,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9月,出席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她的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都被选为代表,参加了盛会。会上,何香凝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她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新的生活。

何香凝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运动领袖,而且也是著名的革命女画家。她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诗画辉映,德艺双馨。

何香凝的美术创作与她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她在日本最初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学习博物科,后改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专科学习绘画,师从于端管紫川和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并参加了几次武装起义军旗的设计和刺绣、缝制工作。回国后,在与廖仲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时,仍抽空进行美术创作。她早期的创作除花卉、风景外,还常以雄狮、猛虎来表现中华民族的觉醒。她画的松、梅冰姿玉骨,傲雪凌霜;狮、虎气势雄伟、威风凛凛。她注重用细致的渲染和精致的笔法,去描绘狮虎轩昂的动态与威猛的神情,富有质感和立体感。其代表作有《雄狮西顾图》、《猛虎咆哮图》。这时期的作品,主要受田中赖章的影响,强调色彩和气氛的表现。回广州后,又受岭南画派的影响,逐渐从注重色彩、渲染,转向以水墨为主,追求中国画的笔墨韵味。

1920年代后期,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何香凝悲愤交集,与之决裂,她辞去一切职务,专心作画。其间曾与柳亚子、经颐渊、陈树人等组成寒之友社,赋文作画,抒写胸中积愤。她品质高洁,以诗言志——画牡丹吟咏“皎洁无尘石作家,枝清叶净弃繁华”;画梅花吟哦“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她曾于1929年旅居欧洲,天天作画自娱,“亦以备将来换米之资”。但她又激于民族大义,于1931年底归国,投身于民族自救运动。同年12月,她发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展出自己和国内各大名家书画,获得很大成功,以拍卖所得,支持抗日救亡。柳亚子先生曾作诗相赞:“健儿塞北横戈日,画家江南吮墨时。一例众芳零落尽,忍挥残泪为题诗。”她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松菊竹雀》、《春兰秋菊》等佳作。七七事变后,她向人民宣传抗日,同时卖画募捐筹款,支持抗战。

日本投降后,何香凝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辗转到香港进行民主活动。此时的画风较前深厚凝重,其代表作有《云外青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心情欢畅,作画不辍,创作出许多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巨幅山水画。代表作有《梅花松柏图》、《墨梅图》、《菊花图》等,1961年曾作《万古长青》图祝颂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此时她的诗画,已一扫往日忧愤沉郁之情调,充满了激越明快的生气。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虽然年逾古稀,仍满怀热情参加领导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

1949年后,她曾担任的职务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1949年冬,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主持华侨事务委员会期间,她遵照党的侨务政策,制订了一系列促进海内外大团结、旨在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政策。她还运用自己和海外华侨有广泛联系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教育华侨热爱祖国,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大力鼓励归侨、侨眷参加农副业生产,促进祖国经济的发展。对被迫害归国的难侨,认真做好安置工作。她的努力,调动了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建设的热情,赢得侨胞的爱戴,被誉为“华侨慈母”。

1953年1月,何香凝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制订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12月和1960年4月,连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连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她参加国家领导工作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不顾年迈,经常到各地视察,接触和了解群众,为国家政策法令的制定提供依据。她还经常与国外的朋友和外国政府首脑交往,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了一大批朋友。

1953年4月,何香凝被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推选为名誉主席后,在1957年9月的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作为革命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她仍然十分关心新中国的妇女工作,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受到全国妇女的敬重。

1956年3月和1958年12月,何香凝连续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在1960年9月的民革中央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上,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直到1972年去世。她要求民革党员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精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她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丰富经历向民革党员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民革党员树立了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典范。

何香凝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认为民革应用好与台湾国民党的历史联系,帮助共产党多做一些工作,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渡白头。”她时时思念台湾的朋友,常常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呼吁台湾当局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人人是一家”。

1972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9月5日,何香凝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500多人出席。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等处,都下半旗志哀。根据何香凝生前与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遗愿,经毛泽东同意,追悼大会结束后,灵柩由专车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茔。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