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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关注水环境治理:打一场全方位治水硬仗

2017-4-12 10:0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80| 评论: 0|原作者: 刘彤|来自: 人民政协报

摘要: 水,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载体。从古至今,水资源不仅孕育了人类文明,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是个水资源丰富的大国,江河湖泊众多,水系发达。据有关资料统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共45203条,总长 ...

水,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载体。从古至今,水资源不仅孕育了人类文明,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是个水资源丰富的大国,江河湖泊众多,水系发达。据有关资料统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共45203条,总长度达150.85万公里;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天然湖泊2865个,湖泊水面总面积7.80万平方公里。这些散落在地球上的江河湖海,无疑,是大自然恩赐人类的绿色财富。

就中国国情来讲,随着中国逐渐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人口数量以及经济速度迅速增长,而不可持续的水资源则出现明显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以及严重污染等新情况。尤其是一些主要河流的消失,更是为人类生存环境敲响了警钟。保护中华水资源,已经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各民主党派中央将目光纷纷投向这场与“水”有关的全局性治理中。结合当前的国情、民情,从制度管理、技术手段、立法监督等方面提出翔实建议,以党派智慧开展一场全方位的治水硬仗。

推进“河长制”长效化工作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河长,这个名词逐渐被公众熟知。

“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每条河流都要有河长。河长是河流保护与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其主要职责是督促下一级河长和相关部门完成河流生态保护任务,协调解决河流保护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在致公党中央看来,《意见》的出台,使得“河长制”这项地方创新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使用,并提高到完善水治理体系、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的战略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水环境行政管理权力的集中统一,解决了水治理过程中统管部门统而不统、分管部门分而不动的难题,成效是十分显著的。

不过,作为一项新推出的制度,“河长制”尚处于探索完善阶段。“从地方实践来看,目前担任河长的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职务不同导致所能支配、调动的资源能力不同,导致具体职能部门和下级河长执行河长决策意图的效率不同,甚至有可能出现河长同具体部门目标函数的背离。”此外,致公党还发现,目前“河长制”问责机制还没有解决“怎么考、谁来考、责任如何追究”三大要点。

为此,致公党中央建议,要进一步优化党政领导资源同河道治理的配置。“明确担任河长的领导范围,河长任用应从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中安排,人大、政协以及同治水契合度不高的职能部门领导可作为‘河长制’的监督、考评者角色参与治水工作。还要重视河道治理难度和河长资源协调能力的匹配,明确重要领导担当问题河、难题河的河长,以此推动重点问题的解决。”

在健全考核指标体系方面,致公党中央建议,应在考核机构设置、制度建设、信息沟通、群众意见办理等基础上,着重健全符合水资源防治内在科学规律的水质指标体系、污染物排放控制体系,使对“河长制”的考核更体现工作实效。“要推进考核主体的多元化、考核方式的多样化。在行政体系内部建议采取上级环保部门考核下级地方,同级人大、政协监督河长水环境责任执行情况的考评方式,在外部采取市场或专业机构评估水环境改善情况、社会公众评议水环境社会满意度等方式对河长进行考评。”致公党中央认为,要细化各级河长履行环境责任、对账绩效考核的制度规章,明确担任河长的党政领导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责任分解,明确奖惩制度实施的政策依据,以此来完善考评机制。

“建议适度追求法律和程序制度构建。利用法律形式更加清晰地界定和明确河长以及相关各类河流治理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强化决策和行为的理由说明义务。同时,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采取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社企主演的方式,构建政社企共建河道管理责任制。”致公党中央进一步建议,推进“河长制”办公机构社会化,在保留从政府职能部门内部抽调人员的基础上,尝试人力资源获取渠道的多元化,探索从象征式参与逐步过渡到“民众权力”的参与,借助公益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发挥其组织化程度较高,专业性、执行力较强的优势,从而弥补公民个体参与的不足。

开展污水治理技术攻关

治水先治污。健康的水环境,不仅涉及百姓饮用水的安全问题,还是良好城市环境的必备要素。如何保障城市用水环境的卫生水准,各民主党派认为,治理污水的技术手段也应得到提高。

近年来,虽然我国水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产业规模迅速壮大,但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民盟中央在《推进水污染防治装备产业发展》提案中建议,加强水污染防治装备产品等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强调自主创新,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完善技术标准,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产品标准体系;建立完善的水污染治理装备及产品行业检测中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如设立环境保护创投基金,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本信贷支持力度等。此外,还可以加快发展环境大数据等环境信息产业,提高水污染治理水平。

民盟中央还提出开展技术攻关,加强治水监测力度。在《加强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监督》的提案中,民盟中央建议要建立国家级遥感监测管理机制。“在提高监测频度方面,针对36个重点城市开展每季度一次监测,其他地级以上城市每年一次监测;在提高监测精度方面,建议投入力量开展技术攻关,充分考虑城市黑臭水体的形态特征、季节特征、空间特征、温度特征、黑臭来源和周边环境等,科学合理地采集黑臭水体样本,结合已上报信息,着力提高城市黑臭水体遥感监测精度,减少城市相关管理部门核查的工作量;在提高监测内涵方面,建议根据监测成果,辅助判断黑臭水体的成因,如拦流坝建设等导致水流不畅、河段水浅底泥外露导致漂浮物粘连、沿岸环境差导致黑臭形成等,对黑臭水体上游及流经区域的工业、农业及居民聚集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全生命周期监测黑臭水体整治重点工程建设情况,掌握工程进度。整合多种监测成果,制作专题图,形成评估报告。”

农工党中央在调研中找到了城镇污水的成因及危害。“污水污泥是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质,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有机质及丰富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又有超标重金属、病原微生物等。如果不对污泥进行妥善处理,从节能减排角度上讲,污水处理只进行了1/3-1/2的工作,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农工党中央指出,当前我国污水污泥处置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污泥产量大、无害化处置率低、资源化水平不高;关键共性技术及装备需突破,产业链集成水平有待提高;部门协同处置困难,配套政策亟须完善;现有污泥处置方式环境问题突出,项目运营存在“邻避效应”等等。为此,农工党中央建议,首先要加快关键共性技术和装备攻关。绿色、循环、低碳是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发展方向。“其次,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泥处理处置规划和路线。各地在制定污泥处理处置规划时既要有前瞻性,又要确保规划的切实可行;在确定污泥处理处置路线时,要避免单一,以防被动,例如对于泥质好的地方,污泥可优先土地利用,对于泥质差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污泥可优先焚烧。此外,还要做好政策、管理跟进,打通污泥产业链。建议政府通过制定标准、提高污水处理费、实施财政补贴、加大沼气发电的税收优惠等奖罚分明的措施,促进污泥处理处置走上良性循环之路。”农工党中央表示,对于污泥处理处置项目上存在的“邻避效应”,政府部门要建立邻避项目的科学合理选址机制,坚持信息透明化,消除信息不对称,构建公平、互惠、可持续的复合型补偿机制,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共同监管制度。

九三学社中央则提出,在饮水工程这个关系全民健康的民生问题。“尽可能地将品质好的深层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一些地区抽取深层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与工业生产,应对各种水源实施分类,农业灌溉应采用地表水,优水优用,在有条件的地区,采用双路供水,将普通生活用水与饮用用水分为两个供水管道系统。”九三学社中央建议,要对地下水改地表水工程进行核查,对于改造后水质明显不如改造之前的工程,应该立刻叫停,并且恢复原来的供水系统。

重视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我国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破坏———近海资源过度捕捞、海洋环境恶化、滨海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系列的生态退化问题严重。民革中央在今年两会上呼吁,要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立法。

民革中央指出,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启动了海洋生态修复工作,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导致海洋生态修复的进程和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海洋生态修复没有很好的约束规范和监管措施,修复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海洋生态修复立法工作滞后,现行关于海洋生态修复的规定散布于各单行法中,较为零散、不成体系。

在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民革中央建议,要进一步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立法,维持海洋生态修复的合理秩序,确保我国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海洋相关产业的发展。“将海洋生态修复立法尽快列入立法计划。按照立法程序,可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牵头,组织海洋、国土、交通、财政、渔政等政府相关部门力量,并广邀民主党派、高校、相关研究团体等各界专家精英及民众代表参与,成立专门的海洋生态修复法规起草委员会,负责相关立法工作。”

民革中央指出,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海洋生态修复立法体系。我国海岸线绵长,生态环境复杂,生态环境修复方式和手段不同,各地对于生态修复需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在制定《海洋生态修复法》时,需分析我国现有法律中涉及的海洋生态修复的规定,减少法律条款间的交叉重复,协调好现有生态修复的法律法规、规定与《海洋生态修复法》的关系。

海洋生态修复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公众既是海洋生态修复的相关者、受益者,更应成为海洋生态修复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所以,海洋生态修复立法必须遵循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公信运作的原则,明确个人在海洋生态修复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参与范围及责任等,建立健全决策前的征求意见机制、决策中的群众参与机制、决策后的监督运行机制,保障公众在生态恢复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优化调整国家海洋空间规划框架应该建立三级海洋空间规划体系。“从国家层面,以地市管辖海域为基本规划单元,确定海洋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并作为指导省市海洋功能区划的规划依据;省市层面,依据国家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海域自然及社会经济发展属性,编制省市海洋功能区划;县区层面,结合地方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编制地方海域使用规划,对省市层面海洋功能区划中本地管辖的海域利用进行时空发展安排。”通过这种细致化的分级调整,对海洋生态保护起到精细化管理,也可以适应新形势下我国海洋空间规划管理的需要。

■记者随笔

作为万物之源,无论是在生态资源领域,还是在生产生活领域,水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海洋,江河,湖泊,湿地……它们存在,为人类繁衍生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今,人类发展已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式都不能以资源的损耗为代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与天地和谐相处。这样的境界和智慧,应该作为人类生存、生活、发展中不断学习的精髓,也应该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遵循的精神指南。在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各民主党派中央放眼全局,不遗余力为“治水”凝聚智慧,试想,这场关乎全国性的治水行动,又何尝不是从水的智慧中汲取到的精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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