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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素质智库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需要

2017-3-15 10:2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23| 评论: 0|原作者: 夏先鹏|来自: 《团结》杂志2014年第3期

摘要: 智库的必要性与我国智库存在的问题智库,又称思想库,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深度研究的机构,为宏观政策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项目决策等提供咨询、可行性论证等服务。智库是现代决策的智囊机 ...

智库的必要性与我国智库存在的问题

智库,又称思想库,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深度研究的机构,为宏观政策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项目决策等提供咨询、可行性论证等服务。智库是现代决策的智囊机构,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基础,是减少决策失误、克服粗泛决策、盲目决策、拍脑袋决策的良方。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十分发达,各类智库遍及各大学、研究机构,甚至跨国公司,它们以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不少智库以研究成果精深高端、客观中立而享有盛誉,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西方智库不仅为本国政府和企业服务,也承接世界各地业务,不仅为公共政策提供思想产品,为企业提供发展策略、战略,同时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争夺话语权,成为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

我们处在一个科技发展迅猛的时代,经济变迁迅速,社会分工高度细密,信息爆炸式增长,战略决策、公共政策决策的强度、密度和复杂度是任何个人的知识、能力都不可能胜任的。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不仅面对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而且还要应对制度框架改革演进的复杂任务。面对时代要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因此,如何更好地为各项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如何更好地为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就成为各类智库更加重大而急迫的课题。

目前我国粗泛决策仍然普遍。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策多有官方智库参与前期论证外,中央各部门、省级及省级以下党委、政府作决策、立规划、定举措普遍论证不足,科学性备受质疑,操作性不强,即使有论证,亦缺乏深度。近些年来,一些中央部门和省级机构推出的决策饱受媒体和社会诟病,如房地产调控和光伏规划等政策效果与政策初衷背离甚远。一些部门因顾及社会批评,往往决策前先试探民意,通过个人观点抛出某项建议,如无激烈反对,再进行决策,这种决策因决策过程不透明,公众参与度不足,论证过程不公开,其科学性和施行后的效果亦无法保证。

这就对发展各层级智库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但长期的“家长制”和“一言堂”使得思想市场发育缓慢,研究领域条条框框较多,不同的观点难以开展正面交锋,人才储备相对不足。很多官办智库通常只负责起草文件、报告,为某项政策注释解释,尤其很多省级及省级以下官方智库实际作用只相当于文秘机构。就整体而言,我国智库数量虽然不少,但大多权威性、科学性不足,思想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较小,问题很多:

(一)对中国国情缺少深入、系统性研究

中国国情复杂庞杂,中西结合、土洋结合、古今结合,从时间上看,中华民族古代遗产和现代文明并存,从地理上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织;从经济基础上看,市场经济、小农经济、计划经济混杂;从意识形态领域看,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均有;从上层建筑领域看,人治的、法治的制度成份都存在。中国国情之复杂,不仅外国人“雾里看花”,中国人自己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学术界含糊称“中国特色”,但“特”在何处,甚少研究。智库应当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产品。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产品必须吃透国情。而国内众多智库中鲜有对中国国情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机构。许多智库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均是各取所需截取某一领域或某一局部的情况,孤立而片面,难以系统整合。提出的公共政策思路在实施中多数脱靶,今天改革进退两难的局面与思想领域的僵化不无关系。

(二)提供的公共政策产品操作性不强

官方智库通常集中优势资源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进行深耕和拓展,其成果多为理论成果,实务成果较少,而解决大量现实问题需要操作性强的公共政策产品。为数不多的公共政策产品往往高度抽象,需要二次或多次解释才能付诸实施。不仅解读领会的成本较高(时间成本、培训成本),而且经多次转手容易误读误解,变形走样。高层级的公共政策常常看不到形成过程,看不出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有时为了显示高屋建瓴,显示全面,惯用“既要……又要……还要……”,“既要防左,又要防右”,可执行性很差。

(三)热衷数量排名,少评估、不跟踪、不注重效果

公共政策以服务实践为目标,其正确性要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纠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智库以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产品为存在目的。思想产品应以影响决策,在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为价值体现,不能仅仅满足于写在文件上、登在报纸上。中国智库大多讲究成果数量,忽视质量,喜搞数量排名。许多成果提交后只要符合领导意图即付诸实施,如何评估、如何跟踪往往由政策执行部门完成,理论与实践脱节、设计与执行脱节,执行部门如何执行,如何监督缺少反馈和修正。

(四)智库大多独立性、中立性、权威性不足

中国智库以官办智库为主,民办智库发展迟缓,官办智库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许多智库均要接受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其观点易受主管部门影响难有独立见解。不少智库所起的作用仅是起草文件,更有甚者为部门利益代言,误导决策、误导舆论。许多智库学者身披上市公司“独董”“顾问”众多头衔,其公信和声誉不为社会所承认。

(五)研究人员经历知识结构单一

国内智库研究人员大多是高学历,从校门到校门或从海外归来,经历单一,缺乏对社会深入了解。由于中国教育固有的弊端培养的人才创新思维不足,人才知识结构不合理,一些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特别是社科领域,研究方法落后、视野狭窄、人云亦云现象普遍,大话空话充斥,管用实用的话少。

(六)决策层对智库作用的认识不足

智库提供的思想产品是一种智慧集成,集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针对性于一体,需要众多专家的参与,需要一定的周期和程序,需要深入调研和广泛论证,时效性不强,无法做到现拿现用。许多高层决策者习惯于凭经验办事,遇事找相关领域的大专家私下咨询,以个别专家意见代替专题论证,有时简单以座谈会的形式取代智库作用,往往粗放决策,旧的问题未解决又生新的问题,导致剪不断理还乱。智库作用发挥不足与决策层的重视不够有一定关系。

加强我国智库建设的建议

科学发展需要科学规划、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决策需要借助外脑,借助智库,智库的发展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为此提出加强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整合现有各类智库,建立智库体系

理顺关系,明确界线,依法管理。官方智库是附设在党政、人大、政协机构内的智库,其研究课题由官方下达,成果归官方机构所有。官方智库应限设在有立法权、决策权的层级。一般应设在中央、直辖市、省会市、单列市一级。市级以下内设研究机构,通常都是起文秘作用,应裁撤,其相关课题研究任务,应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鉴于政府组成部门、研究机构易受部门利益影响,不够中立,不应另设,应归并政府智库。半官方智库(社科院、党校之类教学科研机构),除接受官方下达课题外,亦可对外承接课题。民间智库由体制外学者或退休官员、学者组成,研究课题、研究经费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民间智库需依登记设立。

(二)引导、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

民间智库是由登记成立的研究机构,由社会筹资,体制外研究人员组成的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智囊机构。民间智库通常更加客观中立、氛围轻松、富有活力。鉴于我国民间智库尚处于起步阶段,政策的扶持、引导十分必要。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可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为防止境外势力渗透民间智库,可鼓励引导退休官员、退休研究人员参与各类民间智库,确保民间智库健康发展。

(三)发展智库与政府企业的人员交流机制

智库研究人员应当具有某一领域的极高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打通“旋转门”,研究人员应当定期到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业挂职,了解相关领域的实际情况,政府部门退休官员有研究能力和兴趣的也可到智库从事研究工作。

(四)营造智库发展的环境

智库生产智力产品、思想产品,思想的宽松、自由,不同观点的讨论、争鸣均是思想成果形成的准备过程。凡是在思想交流、讨论过程中的言论、文字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就不应追究包括行政的、纪律的责任。同时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真实、决策透明也是智库发展的重要条件。信息不公开、不真实,办事不透明,智库无法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就无法保证,特别是民间智库其收集信息的途径完全依赖信息公开、真实。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民间智库的发展就会有较好的外部条件。■

夏先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民革福建省委会副主委/责编 张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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